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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上绘画一定走向“消亡”吗?   胡博摘编
 


      这是一个宏大而沉重的话题,它不仅涉及长达百年的艺术史潮流,还隐含了一个抽象的艺术理论问题——“我们应该采用怎样的模式来分析艺术史”?简单说来,就是艺术是什么?它由哪些因素构成?其中,某一因素的改变怎样引导了其它因素的改变,从而产生艺术史的推进?这种推进,为什么在二十世纪会出现反架上的倾向?

      或许,《草地上的午餐》有助于上述问题的思考。这件作品对当时画坛的触动给了我们一种启示:让人们不安的裸女出现在《田园交响曲》中,并因此破坏了古典油画“语言”与“语义”的结构稳定。如果,我们将艺术看作是由“语言”、“语义”两个因素组成的“语意结构”,那么马奈的行为无疑以个人化的视角演绎了经典题材,改变原本结构中的语义意象,从而打破了古典油画的结构平衡。对于这种平衡的破坏,我们可以看成:因为社会情绪的改变,马奈不再满足原有“语意结构”中“语言”、“语义”的稳定组合,于是他改变了其中一个因素,并因此获得表达上不同于过去的审美样式。如果,事情仅仅发展到这一步,或许二十世纪的艺术史还能相对稳定。然而,“遗憾”的是,马奈提供的审美样式似乎仍然不能满足他的后继者。印象主义继承了马奈对经典油画“语意结构”的破坏,并将破坏深入到这一结构中的色彩“语言”。于是,在科学主义观念的引导下,印象派的“点彩”彻底颠覆了文艺复兴以来经典化的语意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审美样式。然而,“文艺复兴”的噩梦并未因此终结。随着反理性主义思潮的逐渐汹涌,印象派刚刚建立的语意结构又迅速显得那么不合时宜。它的后继者沿着印象派“点彩”的步伐进而破坏了这一结构中的造型“语言”。于是,在强调自我理性表达的观念下,塞尚的“解构主义”造型、野兽派的“东方主义”造型、立体派“四纬空间”造型,相继冲击着艺术史不断被破坏又不断被重建的“语意结构”。

      在这一过程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趣的“艺术史演进模式”:曾经稳定的“语意结构”,因为某种表达需要而被改变了一个因素,结构的平衡遭到破坏。于是,新的表达需求就更为便捷地介入这一进程——从“语义”因素引导到对于“语言”因素的破坏,而且这种破坏在时间上还呈现出了加速度的趋势。于是,不断的解体与重建成为二十世纪绘画“语意结构”革命的常态,直至人们发现因为强烈的个人表达需要而要破坏的“语意结构”,已经不再存在可以破坏的“因素”对象时,这种因破坏而构建的表达欲望便将矛头指向了这一结构存在的根本方式——架上。

      当杜尚的小便器堂而皇之地走进美术馆时,由马奈开始的破坏便达到了阶段性的巅峰:经典油画语言与语义表达结构的彻底瓦解。之后,艺术的语义表达似乎获得了脱离语言束缚的自由空间,于是,二十世纪现代主义在反理性主义的大旗下,完成了自己最伟大的革命。但是,历史似乎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为了表达自由而破坏的语言体系表面上退出艺术的“语意结构”,但实际上却以另一种不确定的方式走进了艺术表达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成功地“解聘”了架上的“语言”,却又立即遭遇了“架下”语言——即便杜尚经典的小便器,现成品本身的选择也是一种语义表达的“语言”!

      于是,现代主义也不得不面对一种艺术表达结构上的重建任务——“语义”与“语言”的重组。然而,尴尬的是:当他们痛快地否定原语意结构中的架上语言后,他们不得不重新寻找语言,并且新的“语言”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与不稳定性,从而难以确定新的稳定的结构体系。于是,他们只能延续一直以来的“破坏”方向,在“非架上”的表达中不断否定曾经的“语言”而寻找新的“语言”。因为无法提供相对稳定的语意结构,现代主义运动留给我们永远革命的印象,一直处于不断尝试新的“语言”而获取新的“语义”的过程中。表面上看,这对于艺术的终极目标——“表达人的存在”具有无限拓宽的可能性。但同时,这种无限可能中也隐含了一种危险:艺术概念的自我消解。因为不断尝试而导致的艺术语言生活化,最终导致了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消失。于是,当“激浪运动”振臂“人人都是艺术家”时,艺术存在的价值也就自然消逝。因为如果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么艺术就成为日常生活,而不再是具有特定精神表达价值的文化形态了。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架上绘画必定走向‘消亡’”上了。这一命题的产生源自二十世纪艺术“语意结构”在破坏中走向不稳定状态下的产物,古典状态下偏向意象表达的“语义”被一种强烈的观念“语义”取代。人们不断寻求着更为直接、个体化的认知表达,并因此舍弃传统语意结构中的架上方式。于是,“架上绘画必定走向了消亡”。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激进运动的艺术家忽略了一种可能:并非一定要舍弃架上语言,才能进行新的艺术表达。也就是说,在不破坏架上语言基本方式的前提下,经过重新调整的语言是可以融入新的表达需求中,并因此提供新的结构,而无需在不断的新的语言尝试中重复破坏与重构的“宿命”,甚至是消解艺术独立存在的价值。就此而论,所谓架上绘画的“消亡”只是现代主义不断摧毁经典语意结构的逻辑结论,并非艺术史的事实。即便现代主义运动的高潮,架上绘画仍以语言调整为方式来尝试新的语义表达。并且,现代主义在“语义”表达上不断的突破,也为这种尝试拓展了精神表达的空间。诸如德国新表现主义,正是将传统表现主义语言与新的观念表达重组,并以此构建结构平衡的成功尝试。

      经过现代主义结构性破坏的革命,艺术面对的表达空间与价值指向,相对经典绘画的表达更为开阔,并因此可以更自由地选择“语言”、“语义”的平衡点。或许,这正是现代主义反架上运动,却能成为架上绘画发展新的语意结构与审美样式的原因所在。从这一角度理解,现代主义尝试的各种语义表达,都可以在架上方式中重新寻找语言的连接、组合。那么,经过现代主义表达之后的“语言”、“语义”的重建,绝非重回经典绘画的结构平衡,而是二十世纪不稳定的现代主义表达获得稳定“语意结构”的契机。当然,这个契机更是架上绘画的机会——“语义”表达的拓展引发“语言”适应的调整,并因此而重建艺术表达上的结构体系与审美样式。不过,这次变化和马奈以来的尝试有所差异,因为“语言”因素已经成为了我们需要强调的因素,而不再是能够被忽视、甚至“舍弃”!因此,架上绘画并未死亡,相对非架上,它现在正面临着一种机会——重构稳定的艺术“语意结构”。其关键,在于绘画语言需要重新介入到表达中!

      来源:东方艺术财经


【稿源】:   【签发时间】: 2013-8-28 16: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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