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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贤亮画议繁荣宁夏文化产业大略(二)   胡若飞摘
 


       摘者按语:张贤亮先生的思路,和对宁夏文化产业开发的整体评价是很清醒的。目前宁夏文化旅游的功能还做得相当不到位。比如西夏文化,本来可在结合实际的原生态基础上做出一定规模的产业,可还远没有做到应有的程度。张先生的成功经验无疑在这个话题上最具有发言权,他的观点很及时,很深刻。也许我们可以说,中国西部影视城这一宁夏特有的“文化现象”应该成为发展西夏文化产业开发的“宁夏模式”,对其他地区甚至对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我们过去没有充分认识文化也是一种强大的生产力,忽视了文化在经济领域的创造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文化体制的改革并未跟进,致使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大大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当今美、日等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产值已超过其传统工业的产值,而据统计目前我国文化产业的产值还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3个百分点,这与我国在世界上号称有泱泱五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国极不相称。因文化产业的落后,也使作为社会共享资源的文化事业异常滞后。从各类场馆设施、表演团体、报纸刊物、出版发行、电影电视、直到举办种种节日庆典,都由政府出资承办,将社会文化归为政府的“文化系统”,各文化单位都算作“事业单位”,几乎完全由政府财政拨款,并且偏重于把社会的文化事业当成政策的宣传鼓动手段。在结构上是单一的政府所有制,在内容上是一花独放。“文化事业单位”是理所当然的花钱部门,毫无经济生产能力,有的还是无底洞。各级地方政府对文化建设的态度要么是不计成本不计效益地搞形象工程,要么是撒手不管任其日益萎缩。在20多年的经济建设大潮中,文化系统各部门在政府部门中逐渐成了边缘部门,文化官员在公务员队伍中也成了边缘干部。国家的文化建设面对一个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处处都不能满足社会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曾几次在政协会上呼吁要力图将我国建成一个文化大国。众所周知,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十几年的努力,我国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已指日可待,但因文化建设的落后,我们即使到了能称为经济大国那天,这个大国也是一个跛足的“大国”。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所幸的是,在中共的“十六大”上,我们终于开始将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相提并论,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在国家的文化政策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举措。而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也从“公有制的补充”走到“与公有制共同繁荣”、私营企业在法理上能与国营企业平起平坐、私有财产的保护也纳入了宪法的历史阶段。民营经济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为活跃和积极的力量,其产值已占我国GDP比重的一半以上,并且还在继续蓬勃生长。如果将这股巨大的经济力量引进到文化产业上来,应是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契机。而只有文化产业的发展,才能带动全民享受的文化事业取得发展,从而在我国步入经济大国的同时也成为一个文化大国。

      目前我国所有的经济部类如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金融业等等都在进行体制改革,不论什么形式的改革、改造直到国营企业整体出售,说到底还是要在所有制上落实“谁投资,谁管理、谁承担风险,谁受益”的市场经济原则。现在,文化体制的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而要让文化产业全面走向市场,就不能不以民营为主,在文化产业的体制上与国际接轨。只有文化产业的民营化,才能调动起全社会建设文化的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形成千军万马大办文化的形势,真正出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文化产业其实是种个人心智的产业。在“知识经济”的范畴内,文化创造与科学技术有所不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像科学技术那样要依赖集体的力量和较完善、较现代化的设备;它的生产过程是个个人的创作过程,文化产品同时是创作者策划者的作品,不像科技研发那样必需遵循一条循序渐进的科学规律。优秀的文化产品几乎全靠个人天赋、才智以至灵感的发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许多文化产品(作品)带有先验性和超前性。再加上文化产品又有与其它所有工农业产品不同的特殊性质:

      一、很多文化产品是非物质性的,它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使用上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心理和精神上的需要;

      二、很多文化产品具有不能批量生产的唯一性和独特性;

      三、因此很多文化产品有其不可替代性,不像科技产品那样必须经常更新换代,尽管“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不论后来同类的文化产品如何丰富多样甚至优越,早先的“这一个”永远是“这一个”;

      四、很多文化产品的价值不仅有超越时空的广泛认同和保值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增值;

      五、文化产品之所以冠以“文化”,就是因为它能集中反映那个国家、那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时代要求、集体意识和科技发展水平,这些构成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这种生存状态又只能通过有创新能力的人的心灵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优秀的文化产品都具有独创性;

      六、因而文化产品就有着非常深刻的个人印记,几乎每一件文化产品都与创作或策划它的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创作或策划它的人的个人素养、气质、风格、格调、属于他个人的创作方式等等,会形成一种创作者策划者的个人魅力,最后成为他被社会所承认的个人品牌,仅仅他的名字就会产生价值,其价值进入市场就会形成高低不等的价格。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以,文化产业中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生产者策划者个人。这是一种完全个人化、人性化的产业,是一种“资金投入少,脑筋投入多”的产业,这个“人”,不同于科技专利类的知识产权那样可以在产前被量化。

      总之,文化产业的产品在本质上属于个人创作或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就是创作者策划者的心智活动过程;文化产品是一种个人产品。因此,发展文化产业不仅仅要以民间经营为主,在民间经营中还应强调创作者策划者的个人所有权。具体说,在各种生产要素构成的文化产业的经济实体中,如果是以股份制形式设立的,那么,创作者策划者就应该占有能让创作者策划者拥有主导地位的股权。只有这样,才能完全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创新能力,解放文化产业的生产力。

      可以设想,这种产业如果由政府经营,不但又会立即陷入其它部类的国营企业的通病,并且难以发挥产业主体一创作者策划者个人的智慧及创新能力。因而,文化事业这一块由政府为主兴办管理,文化产业这一块由民间为主兴办经营,二者相辅相成,互相配合,相互促进,才是行之有效地促使我国文化繁荣的战略。

      中共十六大以后,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文化部门及文化事业单位进行了股份制改造,以“公司”或“集团”的名义走向市场。同时,在影视娱乐、图书发行、新闻出版、网络传媒、软件开发、文物旅游等等行业中已有许多民营经济进入,我国的文化产业开始有了长足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和矛盾也随之逐渐暴露出来,这是很自然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这些问题和矛盾已有媒体陆续报道,如文化市场的准入、知识产权的保护、社会资源的配置、政策法规的缺失等等,这里,我只想就个人的经验和观察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原来由政府管理的文化事业单位在体制改革后重组为公司或集团,在文化市场上并没有表现出更大的活力、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这固然还需要有一段时间,一个过程,可是不容忽视这种改制在某种程度上是“换汤不换药”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体制的弊端,反而有些地方出现了“一大二公”性质的“一平二调”现象,使知名度较高、经营较好的单位背负着知名度较低、经营较差的单位,像玩30人31条腿的游戏,大家捆绑在一起跑,增加内耗,费力不讨好。诚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多数是由大公司和大集团组织产品开发、生产和销售的,在“全球100强”中就有十几家文化企业,但他们都是通过市场经济法则在竞争中兼并、收购、重组的,也就是说,这种大型文化企业是顺应市场形势和市场要求自然而然地成长并成熟起来的,因而他们的结合充满着张力:不是1+1二2而是1+1二3或更大,不然他们就不会合并。而我们的文化事业单位由行政力量进行重组,往往是强扭的瓜不甜,组成的大型文化企业表现出的不是1+1二2而是1+1二1.5。我们现在还不太熟悉文化产业,所以,在文化体制改革中应该特别注意遵循市场经济法则,通过市场机制来重组我们手头的资源。其实,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好处,未必组建为大型文化企业就能增强文化产品的生产力。

      二、我们长期以来没有认真研究文化艺术生产的规律。作为一名作家,担任过18年之久的省级文联主席兼作家协会主席,又有10年经营文化企业的经验,我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思考。我认为文化艺术生产的规律和其它产业的生产规律有很大的不同。其它产业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多,产出的量越大、质越优,而文化艺术产品的量和质却与资金投入不成比例,不见得资金投入多产出就多、就好。虽然欧阳修说文学艺术家“愈穷则愈工”并非真理,我们不能说文化艺术的生产规律是资金投入越少产出越多、越好,但优秀的文化产品确实不仅仅靠金钱就能打造出来的,“穷”、即资金投入量少未必不会出好产品。举目前最热门的文化产品一好莱坞的电影为例,从美国人自己挑选出来的20世纪100部经典影片来看,其中属于“大制作”的还是少数。近十几年来,好莱坞“大制作”的影片越来越多,可是多数“大制作”影片虽然运用高科技手濒口营造的大场面有很强的观赏性,有很高的票房收入,而影片中的文化含量、艺术价值却并没有随之增加,有的反而还很稀薄。许多“大制作”影片热闹一阵就过去了,并未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相反,倒是一些独立制片人的“小制作”影片以其高超的艺术性和普遍的哲理与人性,会给观众留下永久的记忆。从经济方面说,也许这种影片的票房不如“大制作”影片的票房,但其“投入产出比”很可能高于“大制作”的影片。以商品的角度衡量,它也是成功的。从这点看,经济实力较弱的民间经济经营文化产业大有可为,国营的文化大企业即使有政府的财政支持,在文化市场上恐怕也竞争不过民间经营的文化产业。譬如官方投入大量资金树立的“五个一工程”,如果作为商品看,它们中的多数是亏损的。

      三、既然有文化产业和文化商品,当然应该有这种产业及商品的主管部门。这与食品、药品、汽车、家用电器等等商品的质量必须有社会监督一样,是无可厚非的。过去,社会文化事业及产业都由宣传部门与文化部门统一管辖,文化产品的组织者策划者同时就是产品的监督者审查者,他们与具体创作者虽也经常有矛盾,但并不突出,即使产品报废也从来不算经济账,因为那种文化产品并非商品而是宣传晶或“教材”。民营经济进入文化产业后,首先碰到的一个敏感问题就是文化产品作为商品,怎样通过主管部门的审查拿到市场准入证。上级主管部门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很多文化产品能否进入市场,则常常要视主管部门审查者对主流意识的理解及当时的社会形势而定。文化产品一旦通不过审查不能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其经济损失则完全由民间经营者承担。这在影视娱乐报刊传媒图书出版业上已经显现了出来,所以民间对影视、新闻、演出及图书出版业方面要求立法的呼吁越来越强烈。有了法,民营文化产业的生产就有章可循,上级主管部门也可依法管理。但文化产业的立法难就难在许多文化产品不像食品、药品、汽车、家用电器等等的质量那样有刚性的监控程序和量化的测试标准。这样,民间和官方都常常处在两难境地。民间文化产业的从业者无所适从,官方审查者仿佛拿着一条松紧带来度量文化产品,可松可紧,时松时紧。没通过审查的文化产品仍然可以进入市场,其受益者却非创作者而是扰乱市场的“地下”影像或出版物的违法者。因此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与官方常常发生摩擦。我以为,这一方面需要官方对民间文化产业应有足够的宽容、宽松、信任和制订出分类、分级管理的办法,另方面,民间文化产业也应有足够的自觉、自律和社会责任感。众所周知,美国官方并不管好莱坞生产的电影,但他们的影片无一不在宣传西方的主流意识,纯商业片都贯穿着西方的价值观,即使某些文化产品批判其现存体制,不论多么激烈,也无不起着维护和完善其现存体制的作用。因为他们已有他们一套民间的制约和约束方式。而这种方式只有在“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形成。这正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容之一,所以,对文化产业的规范还需要磨合一段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确定下来。

      四、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我国的文化产业拥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目前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实际上是一场在全球范围内的西方化运动。西方发达国家不仅在科技、经济、军事等等方面领先,更通过他们发达的文化产业产出的文化产品,向发展中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推行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西方国家的文化不是以其历史文化的悠久丰富优于中国,而是以其高度发达的文化产业在全世界成为一种强势文化。在其它产业方面,也许我们还需一段较长的时间才能赶上,独有文化这一领域我们有先天的优势。在商业上,本土文化产品应该是我们出口产品中最大的卖点。我们并非要用本土性的文化对抗全球化,而是用本土性文化参与到全球化中使全人类文化更为丰富多彩。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依靠民间力量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给民间文化产业以政策支持,全面放开文化市场,充分调动每一个文化工作者从事文化产业的积极性,发挥出每一个文化工作者的聪明才智,中国的文化产业一定能比其它产业发展的更为迅速,在更短时间内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在我国成为经济强国的同时,成为一个有全世界影响的文化大国。
      (在“首届中国民营电影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资料由中国西部影视城牛尔惠先生提供,特此表示感谢。)


【稿源】: 西北艺术网   【签发时间】: 2006-3-13 9:5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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